玉兰花开大亮山

2011年3月，刘庆阳第3次登上大亮山时，几乎找不到记忆中的样子了。

　　山泉在石头间跳，山花在坡地上燃，虫鸣鸟叫把整座山填得满满的。他站在大亮山林场场部院子里，忽然被一树白花撞见了眼——那是杨善洲老书记亲手种下的白玉兰，正值花期。

　　30年前那场风雨中的初见，一下子就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1987年7月16日清晨，刚到中共保山地委宣传部工作不久的刘庆阳走进办公室，时任保山地委宣传部部长傅宗明对他说：“小刘，今天我们去施甸下乡，你把相机带上。”他拎起那台120双镜头亚西卡相机，跟着队伍进了大亮山。

　　在山脚下，他第一次见到杨善洲——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戴着蓝帽子、脚蹬黄胶鞋、拄一根齐身高竹棍的老人。那年他60岁，马上就要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

1987年7月，在大亮山林场筹建中，地、县委领导和地市林业局工作人员陪同杨善洲老书记考察林场范围。刘庆阳 摄

刘庆阳此时才知道，这次出行，是地、县委领导和林业局的工作人员陪着老书记踏勘林场。他准备退休后在这里创办林场。

　　那天天气坏得厉害，一时风一时雨。海拔2000多米、占地6万多亩的大亮山，只稀疏地立着几棵杂木，大片齐腰的灌木和野草在风中起伏。60岁的杨善洲始终走在队伍前面，边走边问林业局的同志，一边对照着地图圈圈画画。

　　中途休息，刘庆阳凑过去：“杨书记，您准备退休后在这里办林场？身体抵得住吗？”

　　老书记轻描淡写地说：“你看你们年轻人爬山还不如我咧！人闲多了会生病！回家乡种树，绿化荒山，保护生态，造福乡亲！”

　　看到刘庆阳带着相机，老书记指了指：“现在没什么拍的，等过几年你再来！”

　　刘庆阳没想到，这一句约定，老人用20多年的坚守默默兑现。

　　1988年3月，杨善洲正式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

　　按常理，他该进城安度晚年了。可他没回头，一转身，一股脑扎进了大亮山，扎进那片海拔2618米、石多土少、风大湿重的荒山。

　　而放不下大亮山的，还有刘庆阳。

　　两年过去了，大亮山怎么样了？那个背着相机在山脚下喘气的年轻人，心里始终萦绕着这个问题。1987年的那一句约定，像一粒种子埋进了他心里。

1990年，老书记回地委开组织生活会。此时，已调至保山地委办公室的刘庆阳抓住机会，恳请他：“让我为在建的大亮山林场拍一组工作纪实吧。”

　　“老书记不喜欢拍照，尤其是拍他个人。问他的时候，我还怕他不答应。”刘庆阳回忆说。

　　可这一回，杨善洲答应了。他答应，不是因为要给个人留下影像，而是因为这是为大亮山林场建设、为绿化荒山留下真实的记录。

　　这年8月24日，刘庆阳再上大亮山。

　　山上有塌方，车进不了山，他绕了半天路，中午才找到林场场部——几排低矮的油毛毡棚子。没有电，照明用马灯；对外联络，靠电台。

　　杨善洲就住在这里。

　　他迎着满头汗水的刘庆阳走进自己的“窝铺”。10多平方米，墙壁是木棍绑扎的篱笆，外面的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屋顶一层油毛毡，床是用木棍搭的，褥子下垫着龙须草，床底堆着木炭隔潮。床头挂着竹叶帽、蓑衣，小桌上放着一盏煤油马灯、一台收音机。

　　老书记扒开灶灰，添了些松毛、细树枝，用嘴轻轻一吹，火苗蹿起来，浓烟一下子弥满屋子。两人在火塘边坐下烧水煮茶。

　　“山里湿气重，风一吹就感冒。”这是老书记先说的话。接过茶，刘庆阳一边听着老书记介绍林场建设情况，一边构思拍摄计划。他深知，拍杨善洲不能摆拍、不能导演，只能在他劳作的过程中抓拍真实的瞬间。

　　他们由近及远，从育苗地到开荒挖塘处，能拍的他都拍了。最后，刘庆阳想拍一张“题眼”照片，便以“草帽书记”的传说，请老书记戴上草帽、披上蓑衣，拍下了一张标准像。那张照片后来成为一种象征——一位地委书记，把自己活成了山民的样貌。

杨善洲老书记巡山。刘庆阳 摄

可真实的他，比照片里更苦。

　　大亮山海拔高，处在西南风垭口。山脚下的旧城、怒江暖湿气流升腾凝结，遇冷成雨成霜，形成“半年雨水，半年霜”的阴湿气候。夜里风起，秃山上红尘飞扬，被子上能落下一层铜钱厚的灰土。

　　没有钱买农具，就自己动手做桌子、板凳、床铺；没有钱盖房，就盖简易的油毛毡房。油毛毡“窝铺”夏天热，冬天冷，一碰上下雨，被子往往要被淋湿。偶尔下山几天，老鼠就趁机把被子咬得到处是窟窿。

　　这样的环境，60有余的老人一住就是九年半。

　　1992年，林场终于在油毛毡棚对面修起一院砖瓦房。职工们请老书记先搬进去。他说：“你们住吧，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他把新房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旧窝在破旧的油毛毡棚里。

　　9年多的潮湿生活，关节炎和风湿痛成了这位老人“最亲密的朋友”。1997年，最后搬进砖瓦房的杨善洲，在宿舍门前的院子里亲手栽下一棵玉兰树苗。他喜欢玉兰花，喜欢玉兰向上不屈的品质。

　　那些年，茶园一夜鼠患，三分之二的茶树被啃死；近400亩松树被紫荆兰毒草侵扰而枯死。有人泄气了。杨善洲说：“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垮了，事业就真正完了。”

　　没有钱买苗，老书记就走上街头捡果核；职工生病住院，他借钱垫付。在林场创办前10年，老书记带着职工修公路、架电线、盖房子、种漫山遍野的树。

　　拍摄快结束时，两人在第一批栽植成功的小松树前停下，杨善洲对刘庆阳说：“来，给我在这里照一张，过几年小树长大了，就认不出它们的样子了。”刘庆阳选好角度，为老书记和他的小树们拍下一张合照。

杨善洲和第一批栽植成功的小松树。刘庆阳 摄

“他对我说，有时候他出去几天，心里都惦记着这些树，是不是有虫了？是不是该修枝了？只有回到山里，看着这些树他才心安。”刘庆阳回忆着当时杨善洲老书记说话时的神情。

　　有人背后议论：老头造林肯定有油水可捞，将来树成材了，能分几十万、几百万。老书记听后只说一句：“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等森林有效益了，交给政府、林业部门去和社队分红，我分文不取。”

　　他不是说说而已。

　　后来，杨善洲带领林场职工人工造林5.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97%，修建林区公路26公里，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生产生活用电，为4个行政村1万多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经专业机构评估，大亮山林木价值已超过3亿元。有人跟他开玩笑：“这下您老人家是亿万富翁了，不是保山首富也是施甸首富喽！”

　　他丢下一句：“我不是为了钱。”转身就走。

　　2009年11月11日，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施甸县委、县政府决定奖励他10万元，他当场回绝。保山市委、市政府奖励他20万元，经再三劝说，他收下了。转过身，他把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贫困学生，3万元捐给林场建瞭望哨，3万元捐给山下群众建卫生设施，余下的4万元，才留给了一辈子在农村陪伴他的老伴。

　　杨善洲老书记这一辈子，为官、退休、种树、移交林场，没有从林场带走一分收益，没有为自家占一棵树、一间房、一寸利。

　　可是，他留下了场部院子里的那株白玉兰。

2010年10月，杨善洲因病溘然长逝，终年84岁。根据他的嘱托，死后将其部分骨灰运回老家陪伴亏欠一生的妻子，其余的撒向大亮山茫茫林海。

　　得知老书记去世的消息，刘庆阳心绪涌动。2011年3月，他带着相机来到已成林海的大亮山。他依据旧时拍摄的照片，重新找到了当年和老书记一起植树的人，他们都动情地对他说：“如果不是杨善洲老书记20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大亮山不可能绿起来。”

　　三月的大亮山，绿海涛涛，在林场场部老书记住过的院子里，那棵玉兰树已亭亭玉立，大朵、洁白的玉兰花开得正好。

　　林场老工人指着玉兰树，告诉刘庆阳：有一年，因为这株玉兰长得太茂密，工人们修剪了几根树枝，老书记回来后发了很大的脾气。

　　在老书记心里，那株玉兰早已不是一棵寻常的树。它是他长在大亮山上的另一副骨骼、一段血脉，是他22年风雨、泥泞、病痛与守望凝成的血肉。它不能被截断，正像他一生的信念不能被截断。

　　望着绽放的玉兰，刘庆阳猛然回想起1987年7月第一次上山的那天，风雨交加的山路上，老书记指着他的相机说的那句话——“现在没什么拍的，等过几年你再来。”

林场场部院子里盛开的白玉兰。刘庆阳 摄

原来，老人早就知道，有些政绩是相机拍不出来的。

　　它不在剪彩的红绸上，不在报告的数字里，不在一时的掌声中。它藏在一粒果核的发芽里，藏在一盏深夜不熄的马灯里，藏在九年半油毛毡棚的潮气里，藏在一株被修剪过的玉兰的树心里。

　　老书记把自己的后半生，一点一点埋进了这座山里。

　　然后，这座山又把他托举成了一株玉兰——根，扎在最贫瘠的泥土里；花，开在最干净的高处。

　　作为大亮山林场建设的见证者，刘庆阳按下快门。他拍下的，已经不再是工作照，而是一个人怎样把自己活成一座青山的精神实体。

　　如今，大亮山已成林海。那株白玉兰，每年春天都会如约开放。仿佛那位老人仍在低头注视着这片山林，仍在回答着那个关于“政绩”的永恒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