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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精神产生的环境条件及时代背景

时间:2013-12-31 16:27:57   作者:   来源:    点击:


  杨善洲同志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却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杨善洲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写下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为他平凡的事迹而感动,为他崇高的精神所震撼。

  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杨善洲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有他形成、发展和升华的过程。研究杨善洲精神,就要认真研究杨善洲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从理论的高度认识杨善洲精神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意义,把杨善洲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一部分   杨善洲的青少年时期与其世界观形成的特殊土壤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习近平
 

  崇尚俭朴、艰苦奋斗、勤劳朴实、忠诚敦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是杨善洲精神中最基本的、最具有当代价值的内涵。探究杨善洲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我们会发现他的成长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年代、离不开那块特殊的土壤。在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青少年时期都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杨善洲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传统文化、早期教育及特殊的人生阅历都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 —— 杨善洲成长的社会环境

  人是社会动物。因此,对人的观点、信念、道德等给予重要影响的,是周围的社会环境。所谓社会环境,是指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所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

  杨善洲,1927年1月出生于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一个偏僻的山村。施甸县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怒江东岸,保山南部,县城距保山市政府所在地60公里,距省会昆明654公里。行政上隶属于保山市。

  保山历史文化极为悠远深厚。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开疆拓土,在今保山坝东北的金鸡乡设县置吏,至公元69年,历史名郡—永昌郡宣告成立,中原文化在这里扎下根来。三国初期,诸葛亮南征,“攻心为上”,汉文化更是“随军南下”。明成化至宣统年间(15世纪末叶),保山出了个“布衣奇人”杨元,他满腹诗书,甘守清贫,开馆办学,培养出了一批拔尖人才。接着,名满天下的新都状元杨慎谪戍保山,保山更是魁星高照,文气大炽。此后,保山“决科登仕者代不乏人”,并有大量著述相继问世。到了近代,激烈震荡的政治风云为保山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辛亥革命永昌起义组织者杨振鸿、打响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的腾越起义领导人张文光、号称“天南一枝笔”的李日垓、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著名爱国侨僧妙明法师、爱国侨领梁金山……。中原文化在两千多年前的输入,使这片祖国的西南疆土,有着古老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

  施甸历史悠久,距今约8000多年的“姚关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谱写着灿烂的史前文化。

  万历十一年(1583),缅甸东吁王朝在统一全缅以后,不断发动侵袭中国云南边境的战争,蚕食中国领土。明神宗命令邓子龙率军三千驰援云南。邓子龙到达云南前线以后,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取得了姚关偃草坡、攀枝花、湾甸、耿马三尖山等战斗的胜利,并配合随后到达的刘部乘胜追击,长驱而入,攻下缅甸副都阿瓦。邓子龙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在云南边境指挥了多次御缅战斗,使缅甸侵略者不敢越边境一步,为巩固边疆、建设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邓子龙在姚关筑关迎敌,戍边平叛,建镇姚城,留下了“五关”、“三桥”、“一泉三洞”、“一祠三亭”、“二寺二庙”作为纪念。如今成为旅游景点。位于距县城20公里的姚关镇乌龟山南侧的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平洞和恤忠词记碑”,还有邓子龙“磨剑亭”、“烹象处”、“看山亭”等亭碑,详细记录了这次边境保卫战的始末,纪念在战争中捐躯殉国的战士。杨善洲从小就把邓子龙将军当成心目中尊敬崇拜的大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攻占了我滇西畹町、芒市及龙陵后,于1942年5月5日到了怒江西岸的惠通桥边。千钧一发之际,中国远征军果断地炸毁了惠通桥,险峻的怒江阻挡了侵略日军的进攻,打破了日军想从保山进入昆明到达重庆的企图,从此中国军民与日本侵略军隔江对峙,直到1944年远征军发起反攻。在那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岁月中,施甸人民度过了艰难困苦的血泪岁月。为了远征军的全线大举反攻,施甸男女老幼挥铲抡锤修复滇缅公路七0七——惠通桥52公里,后被称为“妇孺公路”,新修白泥塘至军山头简易公路12公里,扩修施甸经姚关至酒房到打黑渡口毛路70公里,菖蒲塘至攀枝花渡口毛路60公里,修通沿江各渡口便道160多公里;协助中国远征军修筑战壕1.2万米,指挥工事120个,各类火力工事1300余个;在人背马驮支前队伍里,施甸人民抢先争重,在1942年5月——1944年10月,“军民合作站”先后在施甸征集支前民工140万人次,临时支前民工18万人次,征集支前骡马40万匹次,驮牛12.8万头次,临时支前骡马和驮牛13万匹次。在收复失地的枪林弹雨中,施甸优秀儿女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施甸人民碧血丹心的崇高品质。龙潞游击队的江东基地和大本营设在万兴乡的天王庙,当年有很多施甸人积极投身于游击队的后勤支援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游击队并对敌作战。

  杨善洲生长在一个民风纯朴、团结友爱的社会环境里,深深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的方式。15岁的杨善洲就以民夫的身份投入了支援前线的民工队伍。在那硝烟横飞、生死难卜的艰难日子里,有时他被派去松山前线抬伤员或者运物资,一个40多岁叫刘贵的中年男人主动与他“搭伙”共同抬一副担架运伤员。既要穿越枪林弹雨的前线,还要跋山涉水,攀登高耸入云天的高黎贡山,穿行险峻崎岖的怒江峡谷,来回80多公里。这位中年农民每一次抬担架时,总把重的一头移向自己,有时遇到炮火的袭击,他干脆把运送的物品一个人背起来,嘱咐身边的这位少年赶快往安全的地方躲。这些让杨善洲非常感动,立誓要像刘贵那样,做一个对别人好无私助人的人。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杨善洲的成长影响非常大,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影响着杨善洲的人生观,父老乡亲的纯朴善良影响着杨善洲的为人处世。邓子龙在姚关取得抗缅平叛胜利的爱国事迹,对杨善洲影响更大,成为他一生的榜样。滇西抗战时期,杨善洲参加支前担架队,经受了战火的磨难,更熏陶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所有这些为杨善洲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思想品质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杨善洲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

  走在人生道路上,最先出现的是家庭教育。因为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基本的品行素养的养成是在家庭,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因为,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学说即儒学,曾经把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植与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就当做了体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心先在家里做起,修身先在家里做起,平等也要先从家里做起,在家庭里如果都不能做到正心、修身、平等,那么在家庭外能做到吗?

  中国传统耕读之家的家教包括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人品教育,人品教育尤其重要,《论语》、《孟子》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君子,如何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而《老子》、《庄子》则是教人知晓人生道路的。

  从杨善洲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看,杨善洲全家属当地一家地主用于管理山林的“押山户”,是“居无家,种无地”的最贫苦的山区农民。当他还没有长大成人时,父亲就过早地离世。他有姐弟6人,滇西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有4人死于因战争带来的霍乱灾难。亲人的猝然离去,将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几乎逼入生存无望的绝境,母亲只能常到大亮山一带的深山老林去寻找野菜度日,以养活全家。杨善洲和幼小的妹妹随早年守寡的母亲艰难地苦熬着“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苦难岁月。面对霍乱灾难留下的两个照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兄妹,母亲只好将很小的杨善洲寄养给邻村一个姓马的妇女。马姓妇女心地非常善良,精心照料着杨善洲,将他的名字起名为“马桩”,意谓“要为杨家‘拴’住这最后一根苗”,并节衣缩食,将其送到附近的私塾去读书,先在大寨杨连槐老师那里读书,后来又到了大平地席文儒老师的学堂学习,前后共读了6年。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论语》等书籍,因成绩好,老师有事就由他代教。后来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上学,回家务农。为了挣钱养家,母亲让他去学石匠手艺,勤快、厚道又肯吃苦的他很快便掌握了这门手艺,成为仅次于师傅的“二石匠”。因为人随和手艺又好,干活又卖力,他经常被人请去做石活。他从不计较报酬多少,碰到别人干石活,经常还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学习石匠手艺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石匠,人品、手艺都深得大家称道。担任地委书记后,这种热情、敦厚的秉性也不曾改变,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

  杨善洲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头脑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家“仁、义、礼、智、信”和节俭、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杨善洲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很深很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百家姓》、《论语》等书籍和他成长的姚关镇的人文历史、参加滇西抗战等社会环境中得到印证,也在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勤俭节约优良作风中得到体现。

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杨善洲正确世界观形成的最初思想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里,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和人际关系的调节主要靠伦理道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

  如儒家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人们顺应天意,强调“内圣外王”,即以“仁、义、礼、智、信”修养自己的身心,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一种理想的人格。传统文化的做人理念主张从完善个人做起,认为人们通过修身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把道德修养看的极其重要。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道德,德是人的立世之本。《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德治与仁政也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立德和修身是摆在第一位的。修身是方式,立德是目的。立德修身是进行道德修养、完善人品操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达到崇高境界、具有博大仁爱胸怀的必由之路。孔子提出以慎独自省,强调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强调有过必改,主张“过则勿惮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孟子提出了内向修养理论,而不是向外找,要坚守自己的良知、本心,做人做事讲原则、讲正气,就能做到“充实而有光辉”,以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又提出君子要有“正心、诚意”的端正态度。儒家有三省吾身、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因此儒家讲可通过个人修身而成贤成圣。佛道讲的是出世,道家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要修真养性,返本归真,思想上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才能做到静则生慧,最后修成真人;佛家讲佛法无边,慈悲普度众生,人通过佛法修炼可以成佛,得到善果,回归神圣庄严的天国世界。

  仁人君子顺天知命,安贫乐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求人们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如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孔子提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意思是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儒家认为“天心存仁”,揭示了“人心不仁,天心不佑”的天地之理,要具有“仁者爱人”的博爱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等。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君子每天都要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天理,勿因迷失自己而堕落。因此,先贤们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迷失的善良本性。做人要诚实守信、正直善良、谦虚忍让,因此,要倡导多读圣贤书,修去个人私欲和一切不正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善恶两种因素,抑恶扬善就要严以律己,绝不能随波逐流。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唤醒人们找回良知本性,使他们回到正道上来。

  通过这样修养达到儒家所勾画的理想人格,即“君子”和“圣贤”,君子重在个人品德,圣贤则道德功业并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层次,为历代士人所追求。在这二者当中,君子的品格更具实际意义。

  儒家理想人格经过历代人民的践行和陶冶,已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儒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和熏陶下,先后出现了董仲舒、范仲淹、朱熹、王夫之等众多好学深思、忧国忧民的思想家,涌现了王安石、顾炎武、康有为、谭嗣同等具有深重历史责任感和革故鼎新精神的政治家,造就了包拯、海瑞、于谦等一批批公正廉洁、刚直不阿的清官。在上述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思想的熏陶下,杨善洲的成长历程凸显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等儒家思想及其理想人格。综合起来,杨善洲精神中的这种儒家的理想人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知报”

  “诚”就是真实无妄,诚于自己的本性,待人诚恳。“信”就是言行相符,言必果,说到做到,遵守诺言,守信用、讲信誉。“知报”就是知恩必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此,在中国人眼里,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人都是被谴责的对象,《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凉僵的蛇》都是这种寓言。

  有人问过杨善洲:“为什么你一辈子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变,再怎么艰苦困难都一如既往?”杨善洲平静地回答:“为了报恩。”

  杨善洲万万没曾想到,解放后村里搞土改,他这个没有一分田地佃农之家,竟分得了10多亩地,从此一家人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种庄稼了。滇西抗战,他参加了担架队。年纪小,身体瘦弱,听到枪炮声就怕,可是命令不敢不遵守,加上常常吃不饱,时时处于半饥饿状态,担惊受怕、饥寒交迫。和杨善洲一起参加担架队的有一位是他家对面山上姓汤的,对杨善洲非常好,叫杨善洲跟着他,和他抬一副担架,上坡时,他叫杨善洲在前,他在后;下坡时,他叫杨善洲在后,他在前。这样,重量都集中在他身上,杨善洲抬着轻松多了,走得也很稳,他却是汗如雨下,磨烂了草鞋磨烂了脚趾,在山路上留下斑斑血迹。这件事一直装在他心里,“一心想着别人”的父老乡亲给予他的真情,他一辈子忘不了。

  地处施甸县南边海拔2619米的大亮山,是杨善洲家乡最高的山。他12岁时父亲病逝,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拿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他一家。在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不止一次向身边的人诉说:“都是在我们手上破坏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们要还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这一切,是共产党给的,我要为党做事。”他走出家门,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懂得了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认下一条道,这一辈子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先人后己、为人谋利益的君子之风、君子之德。都源自他对党无比忠诚、一心想着群众;源自他始终以感恩之心回报党、以赤诚之心对待群众,始终如一地践行“诚信知报”的君子风范。。

(二)“克已奉公”“尚廉奉公”

  克已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奉公就是服从于整体,即执政者必须以为社会和民众谋福利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一切政治行为都必须为公,而不为私,更不能以私利危害公义,“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只有为公去私,严于律己,才能做到政治清明,获得民众的拥戴,令行禁止。克己奉公并非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其本质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在儒家道德体系里,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是君子尤其是执政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孔子主张为政者要“正己正人”,“以身作则”,为民众作出表率。他指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孔子把“政”解释为“正”即处事公正、行为端正。事实上,在儒家那里,“正”的涵义颇为宽泛,它包括正义、公正、廉政等等,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克己奉公”。所谓“廉洁”,就是不以权谋私,它不仅是儒家最重视的官吏德行,也是儒家十分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义、廉、耻”被视为“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精神支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克已奉公的精神境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克已奉公的典型。杨善洲就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儒家君子“尚廉奉公”、“严于律己”的道德要求。杨善洲公私分明,他在公与私之间划定了楚河汉界。从政数十年,杨善洲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任何私利,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即使是6.5元的伙食费,他都坚持自己付账。他在位期间,回家看望父母不坐专车,而是自己买长途客车票到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杨善洲甚至不近“情理”地不让家人搭乘自己的公车,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慧琴至今记得自己当初在保山上学,无论机会多么难得,也从来没有和同在保山当书记的爸爸一起回过家,“他不让我和他一起坐车,要求我坐公交车回去,不允许坐公车。”……杨善洲对于“公”与“私”的清晰划分,恰恰体现了儒家“尚廉奉公”、“严于律己”的君子风范。

(三)“ 勤俭谦正”、“修身立德”

  即勤劳节俭、谦明正直。对于普通平民来说,主要是勤劳节俭,不要奢侈浪费。对于为官者来说,更强调廉洁、正直。如北宋的包拯、明朝的海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严峻、不避权贵、不特循私情。包拯信奉“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信条。明朝于谦信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百姓说长短”的信条。在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中,“俭”德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于“士”来说,“俭”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必备的素质;对于普通人来说,“俭”是值得称道和发扬的美德,是持家和立身的重要依据。孔子不仅把“俭”与“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君子的基本道德准则,更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杨善洲对于“奢”与“俭”的理性选择,实际上就是儒家“修身立德”、“ 勤俭谦正”之君子品格的体现。杨善洲同志一生艰苦创业,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他常对家人说,“过日子,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就行”。在担任领导干部的30余年中,杨善洲经常头戴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等各种农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锄草,故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作 “草帽书记”。他在担任地、县领导时,依然居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板床、一床棕垫,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用品;依然身穿一套泛白的兰布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甚至在检查工作时被乡里的秘书误认为是普通农民。杨善洲逝世之后,在大亮山林场的遗物就只一床棉被、一件单衣、一双布鞋和一个用洗衣粉袋子装着的几件随身物品……事实上,杨善洲并非一味的“抠门”和“节俭”,他也有“大气”和“奢侈”的时候: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只留给妻子4万元做养老费;临终前,杨善洲将价值3亿余元的大亮山林场无偿交还给国家。在杨善洲那里,他对自己、对亲人的“俭”和对国家、对困难群众的“奢”,体现的恰恰是儒家博施济众的仁德之心和俭以养德的君子品格。

(四)“仁爱孝悌”

  仁爱就是对人有同情心,关心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孝悌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子恭,就是孝心献给父母,兄弟朋友亲如手足。这种美德不仅在家庭内适用,也适用于社会大家庭。杨善洲母亲早年守寡,他是母亲的孝子。每年,他都会花钱从保山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地委的人都知道,只要书记老家来信说是母亲病了,他一定回去。母亲89岁那年,他回去探望,原打算第二天就走,看到老人家病重在身,便留下来,日夜侍奉,整整住了9天。这是他离家几十年中,回来住得最长的一次。老母亲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抱着母亲的头失声痛哭:“娘,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为您儿子是人民的干部!”他疼爱妻子,每次回家,哪怕住一晚,他都会下地,把能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逢年过节,总记得扯几尺女人家喜欢的花布。他23岁娶了她,那会儿穷,没给她点什么物件。他出门了,可这事一直没忘。直到1997年,他省吃俭用攒下500块钱,塞到她手上:“替我给你买个戒指吧。”他是慈祥的父亲,3个女儿都是他给起的名——惠菊、惠兰、惠琴,爱树爱花的父亲,把女儿们在自己心里种成了三棵美丽的花。每次回家,他都会从粗大的手掌里给娃娃们变出几块糖,几个果子,然后拉着她们的小手一块下地干活。惠兰总忘不了,有一次爹爹给她梳头,扎的两根小辫子就像两只小牛角。在杨善洲住院的最后几十天里,一直陪伴着他的除了家人,还有两位特殊的“亲人”:一位是大亮山林场原场长自学洪,一位是他以前的秘书苏加祥。“如果不是老书记,我一定不可能坚持在大亮山干这么多年。”自学洪坦诚地说,“十多年的交往,他拿我当家人一样,我觉得有义务陪他走到最后,这也是全体林场人的共同心愿。”受到过杨善洲关心的同事太多了:他自己住油毛毡房,把砖瓦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他把工资偷偷拿出来安排炊事员为大家改善伙食,自己却吃粗茶淡饭;他不肯为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主动为家在农村的科技干部家属转了城镇户口……没有人知道,84载春秋中,杨善洲帮助过多少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只是听医护人员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每天总有老百姓挤满了病房,只为了问候一声、看他一眼;我们只是听当地百姓说,在他去世的那天,人们的哭声撼动了保山城。杨善洲对父母子女的爱,对同事群衆的爱,对国家的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仁爱孝悌”。

(五)“ 修已慎独”

  修已就是自我修身,加强修养和自觉性,加强自我修养最关键的是“慎独”。所谓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已,有高度的自觉性,战胜自已。慎独不仅表现出一个人的修养,也同样反映出一个人的战胜自我的能力。只有能够战胜自已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1975年湖北睡虎地11号汉墓出土的秦简中有《为吏之道》一文,此文的开篇首句就是“欲赦其身,止欲去恶”。意思是作为官吏,首先要尊循的原则是严格管好自已,克制自已的欲望,去除自已身上的恶习。实际上这就是加强自身修养的首要原则。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当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上的不断完善,因此,他认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也是君子的出发点和归宿地。由此,儒家在获取物质钱财上倡导“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原则。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在儒家“义以为尚”思想的浸染之下,中国人即使处在清贫的生活状态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道义原则的恪守,做到胸怀旷达、仁者无忧。杨善洲,一生清贫却内心充实、精神超迈,两袖清风却矢志不移、乐在其中。杨善洲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却是富裕的。相比于那些追求奢侈糜烂生活但精神贫乏的人来说,杨善洲是富裕而充实的,因为他有着充实的精神财富,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杨善洲确实很“穷”,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有一次家里住房漏雨,妻子张玉珍专程找他拿钱,他掏出了身上仅有的30元钱;家里借钱修房,在还债时,杨善洲东拼西凑才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他穷得连相濡以沫的老伴都难以相信。可杨善洲又很“富”。有人替杨善洲算过一笔账:他所承包的大亮山林场占地5.6万亩,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2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不仅为后人留下了长远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和道德存款。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棕垫子和一张草席;穿的总是一身退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切好的叶子烟、一叠写过字的卷烟纸、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对于“穷”与“富”的坦然面对,充分体现了儒家“义以为尚”、“安贫乐道”、“ 修已慎独”的价值取向和儒者胸怀旷达、仁者不忧的人生智慧。

(六)“笃实宽厚”

  笃实:忠诚老实。宽厚:待人宽宏大量。笃实宽厚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的道德品质。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事实,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言行不一,说了不算的欺骗行为。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机关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忙活,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忙活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曾任秘书祝正光说。“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七)“勇毅力行”

  勇毅就是做事有胆量、有勇气、有毅力、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宋代欧阳修说:“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力行”就是身体力行,为了有价值的目的大胆实战,最终成圣成仁。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十分推崇通毅力行,他说“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儿,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掉了许多,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丢掉了。”照此推理,你若拥有勇毅力行的品质,你就会拥有一切。人们都说,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他这辈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龙陵镇安地震灾区、腾冲蒲川河泛滥抢险、昌宁金华乡水灾现场……他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因为杨善洲相信,只有这样干工作,群众才能信任你,群众才会拥护你。施甸县委办主任孙中惠记得,当时县委在甸阳镇罗街建起了40亩的样板田,引进了“稻麦杂交”和“西南175”两个高产品种。由于试验田靠近城郊的大路边,从栽插一直到收割都饭给农民吃。群众直接感受到这两个新品种在产量、口感上的优越性。通过典型示范,群众打消了疑虑,之后的几年,在保场、董家村、迎将村这两个品种推广种植达上万亩。“这件事深深教育和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方法,就是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赢得民心,要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来教育和影响群众,千万不能乱干硬上、违背民意。几十年来我照着杨书记的这种工作方法去指导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孙中惠说。杨善洲在1975年1月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凡是农田建设上得快的单位,都有一条重要经验: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最有效的指挥。正如有的干部说:‘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体会很实在。不然的话,指标再先进,口号再好听,领导不下去,也是老和尚念经,自己念给自己听,群众是不感兴趣的。杨善洲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勇毅力行”

(八)见利思义

  关于“义”,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的理解,从大处说,“义”是指一切正义的事业;从小处说,是指所有公正、合理而应该做的事情,有时也指义气。所谓利,就是利益、好处、经济效益。关于义和利的关系,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对此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总的来看,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提倡“舍身取义”,反对“见利忘义”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阶层带着对故土眷恋不舍的深厚感情,退休回乡,利用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实际行动,在乡村救济扶贫、修建学堂、道路和桥梁,以及维护乡村秩序等等。这些退休官员把国家和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能使自身晚年老有所用,又能为社稷分担解忧。杨善洲同志在退休之后的22年里,主动放弃了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且将建成5.6万亩面积,价值3亿余元的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体现了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

  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嘉行懿德被广为传颂,从特定意义上说,我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知先觉的诸葛亮;忧国忧民的范仲淹;精忠报国的岳飞……可谓不胜枚举。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超越了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为民请命;或精忠报国,他们的道德践行建树了“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功业。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及道统意识,深深影响着包括杨善洲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杨善洲精神正是在保山这样一块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中萌生、发长、成熟的。

  杨善洲参加工作之后,被选送到中共四川省委工农干部学校的中级部初中班学习。在此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此后又多次到各级党校参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这些学习帮助他进一步确立正确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养成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乐于奉献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伴随着杨善洲走过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探索

        历程是锻造杨善洲精神的重要时期


  “我们如果对一个人通过其内外行为所表现的思想方式有那样深刻的洞见,以至于能够认识到它的全部思想动机和影响这些动机的全部外缘,那么我们就能够极其准确地推算出这个人的将来全部行为,……,这个人是自由的。”

  ——康德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杨善洲精神的又一个重要形成阶段,也是杨善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他那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他那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公而忘私、造福群众的高尚品格;他坚持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践行群众路线;他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杨善洲同志是在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精神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党员领导干部,这些相伴于社会发展时代主题的闪光思想、崇高品质、光辉形象,进一步丰富和锻造了杨善洲精神。

一、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远大目标,培养、升华和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继而,保山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工作,为土地改革做前期准备。1951年土地改革,杨善洲这个祖祖辈辈没有寸土的佃农之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杨善洲回忆说:他当时彻夜难眠啊,父辈的挣扎,童年的艰辛……一幕幕展现眼前,是共产党把他们全家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大恩大德该怎么报答!“家里能从一个‘押山’佃户变为有了土地的农民,全是共产党给的”,“当时能毫不犹豫地走出了,就是抱着对共产党深深地感恩之情”。(引自杨善洲精神内涵及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组:《大山精神 钻石品质》第一章第一节p6)由此,他立下一辈子跟党走的决心,为他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始终坚持“多为别人做,少为自己想”的人生追求,注下了最初的动力。为保卫贫苦农民的胜利果实,他加入了农会,担任治安小组长,参加土改工作队,没日没夜的工作。当官以后,他把“放下官架子,甘做普通人”的座右铭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时时警醒自己:我带着泥土来,仍然要裹着泥土走,永远不能忘记曾经辅育过我、曾经教育过我的那些父老乡亲。

  杨善洲是个重情重义、知恩必报的人,更是一个胸怀天下、为人民谋福祉的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与他立下的为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和人民奉献一生的志愿相一致。他参加工作不久就入了党,在党的培养下,杨善洲把单纯的报恩思想和朴素情感,一步步升华为共产主义信仰和爱党爱民的情操。他常说:“我出来工作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来的”,“不要总想着人民、党对不起自己,要多想想我们的工作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现在我们工作生活条件这么好,都是老一辈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还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中国的发展巩固才有希望。”“我一生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引自《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P103)这些肺腑之言,反映了共产党在杨善洲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革命斗争在他思想上烙下的深深印记。

  不论是在施甸县做领导工作,还是到保山担任地委书记,他一心想的是 “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而且身体力行,长年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经常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一身泥巴一身土,亲自到田间地头与群众一起劳动,被百姓亲切地誉为“草帽书记”、“草鞋书记”。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保山,他是从田间赶回来接待的,胡耀邦称赞说:“像你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为了发展粮食生产,他因地制宜总结了“选育良种、推广良法、改条田、坡改梯、建设基本农田”等一整套科学种田措施。在山区总结推广了农民群众创造的“三尺两面沟,两季大丰收”的耕作技术;在坝区推广“拉线条栽”、“三带九行”、“四带八行”等水稻小麦的种植方法,促进了山区和坝区农业的同步发展。从60年代到80年代,保山一直被列为全省粮食生产基地。胡耀邦曾于1980年和1985年两次视察保山,当得知保山的板桥公社的水稻亩产到了850公斤,个别田块高到900公斤时,高兴地说:“这产量很不错,在全国已领先了。”1978年到1981年,保山地区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名第一,1980年,农业部还在保山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示范现场会。保山以国土面积占全省的5%,粮食总产占全省的7.4%,调出粮食居全省第一,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被誉为“滇西粮仓”。

  杨善洲非常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倡导开展多种经营。80年代初期,他就根据保山的实际,总结归纳了农民致富裕的三条经验:即,一是多种茶,二是多植树,三是多养畜。从1981年到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1986年,全区共发展茶叶50多万亩,涌现出了一批种茶典型和“万亩茶园”,当时,全区仅茶叶一项人均收入在100元以上的生产队有2593个,占了25%。他组织有关部门引进优良牲畜品种,并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农户发展养殖业,使养殖成为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上调猪肉量居全省前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和唯一宗旨。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邓小平也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第110页)杨善洲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他始终保持一颗淡泊的心,一腔干事创业的热情。不计较自己的身份地位,甘心投身山野,植树造林,发挥余热;不计较金钱名利,将政府给与他的物质奖励甚至工资,用到普通困难群众身上,自己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却时时刻刻惦记着群众,惦记着民生。虽然生活清贫,却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人。

  杨善洲自己说过:“我是1952年入的党。其实当时自己没有想到入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组织上看我表现不错,把我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随着觉悟的提高,我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入党后,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引自《云南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年第3期,第42页)理想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心灵世界的深层核心。有无理想信念,就像一道分水岭,既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又把高尚充实的人生与庸俗空虚的人生区别开来。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理想信念是思想之源、精神之本、人生的试金石。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成为杨善洲的人生奋斗目标、前进动力和精神支柱。从中我们认识到:理想来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理想不是无法实现的臆想和空想,而是经过努力能够变为现实的合乎规律的想象。理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推动人生实践以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力量,就是由于它具有实践性。它不是停留于主观领域,而是能化为行动的热情和意志,成为一种实践的力量。理想与信念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理想是信念的延伸和体现,信念是理想的基础和支撑。在杨善洲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想和信念起着立命作用、定向作用、动力作用、支撑作用、提升作用和凝聚作用。

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教育了杨善洲,使他把对党的忠诚具体落实在为群众谋利益上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是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将群众观点归纳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深深地教育了杨善洲。他说过: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起来的,“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相当重要的”。隆阳区大官市村民李春华老人说:“杨善洲自己顾不来自己的家,别人的家里有个什么事,他倒经常去过问,一直把问题解决了他内心才安定得下来”。2007年,板桥镇石坝河村一个姓段的农民被某领导干部的儿子打瞎了一只眼睛,有关部门只判赔了3000元钱,这位段姓农民不服,找到已退休的杨善洲那里。杨善洲听了后非常震怒:“一只眼睛就值3000元钱?我虽然穷,也买得起。如果有人卖,我可以买上10多只!”他拄着拐杖去找公安局长,在他的干预下,赔偿金增加到7万多元。段姓农民拿了600元钱来感谢老书记,杨善洲发火了:“你家本来就困难,家里又有病人,给我这600元叫我做什么?”鉴于段姓农民家里的实际困难,老书记不但把钱退了回去,还专门买了几袋大米叫子女专程送去。段家老小感动得直向老书记下跪:“老书记啊老书记,你要永远当我们的书记,天下就太平了!”从老百姓这些发自内心的感动里,我们可以获取到这样的信息:要想构建出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社会局面,贫穷还不是最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修理”好运行程序中不公的齿轮才是根本。

  2004年,区人大组织离退休干部去东门开发区参观新区开发工作。看着那成片被开发的农田,老书记沉着脸呆呆地望着,一位人大领导说:“杨善洲在现场蹲着,一言不发,不断地抹着泪,嘴上囔囔自语着:‘那么多的田地被占去,叫农民吃什么哟!’”施甸姚关有两位老人被不孝子女抛弃了,杨善洲一直孝养着他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接到家过年。2009年,杨善洲因摔伤住院,家里把他接回去过春节,看着子女们杀鸡宰鹅准备除夕年饭,杨善洲一个劲地揩泪。大女儿杨惠菊说,父亲从来没在家人面前流过泪,这次不知怎么了?询问他哪里不舒服?老人说:我都快要进土的人啦,等我死了后,那两个老人咋个办嘛?子女们安慰他说:您老去了以后,还有我们呢,我们会去照顾他们。直到女婿把过年物品准备好并用车送他去老人家,他才揩干了眼泪。从老书记的这两次眼泪里,我们读出了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又重新走回大山深处的高级官员真实的农民情怀。什么叫“关注民生”?什么叫“情系百姓”?从他这些语言当中,你会读出这不是抽象的标签,也不是虚假的忽悠,而是真正把老百姓当一回事的人。

  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饥荒像瘟疫一样在农村到处蔓延,农民群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许多地方靠喝稀饭,吃树皮、野菜、土茯苓、芭蕉根等充饥,有的甚至吃观音土,不少人得了泡肿病,还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施甸老家的父老乡亲来向身为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反映:因遭灾缺粮,大部分人家难以吃饱肚子了,乡亲们邀约着到附近的热区湾甸坝的亲戚家里去借粮。但在运回数十驮粮食的途中被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领民兵以“倒卖黑市粮”为由没收走了。杨善洲牵挂着群众的困难,立即连夜走60多公里路赶回老家,将家里仅有的百多斤包谷全部拿出来,给了村里特别困难的几户人家。一位老农流着泪说:“善洲啊,你把包谷都给了我们,家里老老小小一大堆,他们怎么过啊?”杨善洲说:“家里不够吃,我去借!”第二天他就跟生产队借了几匹马亲自去湾甸坝借粮。当驮运回来的粮食路过那个大队时,又被那个大队支部书记派人没收了,杨善洲恳求说:“这是我借回去抢救几十户群众生命的救命粮!”那位大队干部仍以“黑市倒卖粮”为由加以拒绝。杨善洲愤怒了,立即露出身份来,将那个大队干部当场免职。事后他向施甸县委报告说:“不顾老百姓生死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这样的干部我们不要!”当天他就把借回来的粮食,都分给了村里的那些困难户,并嘱咐群众说:“这些粮食你们不要还了,由我来还”。(资料来自保山日报记者、曾任杨善洲秘书苏加祥)

  党的九十年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根本源泉。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深深教育了杨善洲,革命先烈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众多共产党员心系群众的模范事迹感染了杨善洲,使得他不忘农民根本的朴素思想得到了升华。他在工作体会中这样写道:“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每一个党员干部,不论在哪里工作,也不论时间长短,都要有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目标。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也是我们党和其他党不同的标志。”“共产党人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杨善洲精神启示我们: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经受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必须像杨善洲那样,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一是要解决好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认识问题。二是要解决好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集中体现,也是领导干部“官德”的集中体现。三是解决好主人和“公仆”的关系问题。干部没有高于百姓的地位,共产党员也没有高于非党群众的地位。他们只有置身于群众之中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的义务,没有高于群众之上称王称霸、做官当老爷的权利。当前,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和矛盾的凸显期,各种利益诉求交织,党内腐败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和省委作出了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和群众工作的“四群”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坏境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着杨善洲

  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当时的延安,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面对国民党的封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经过两年奋战,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几年下来,就是在这物资匮乏,战火硝烟的环境下,根据地军民非但没有饿垮,反而使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人们和谐共处的喜人景象。

  1963年从保山分设施甸县,杨善洲担任县委书记,条件非常差,县委办公是在一个废弃了的寺庙内,有5间简陋的空房子,宣布新县成立的县委扩大会议是在寺庙的大殿召开的,大会主席台上只有一张老式的办公桌和一把三档椅,100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坐的是些七拼八凑、高高矮矮小木凳。杨善洲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刷白残墙,捶平地面,用竹芭隔办公室,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施甸坝区一直栽种二旱谷、白紫杆,山区普遍种植沙阳谷、矮中青等稻谷品种,产量低,亩产只有300到400斤。杨善洲引导群众总结经验在全县推广以坡改梯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引进新品种“台北8号”, 1966年种植2万多亩,亩产达900斤,获得了好收成。积极发展茶叶、林业、蔗糖业、畜牧业,植树造林7300多亩。缓解了粮食紧张局面,使全县山区坝区经济得到均衡发展。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满街大字报,遍地红卫兵,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关门停产,机关无法办公,农民无心生产,一群群幼稚狂热、臂带袖章、手摇三角旗的学生娃娃满街呼叫,领导干部(当年统称为“当权派”)被当作“走资派”戴上高帽子批斗游街,到处是人声鼎沸、吼声震天的批斗会……各级党委瘫痪了,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杨善洲当时虽然是刚刚上任的保山地委副书记、兼任保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也不时被造反派 “勒令”到现场接受批判。杨善洲在施甸当过县委书记,文化革命初期,一个造反组织在县城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他回施甸县接受批判,我也被“勒令”同去接受教育。揭发批判涉及到某些工作上的问题时叫他表态,他只说:“执行错误路线,是我们当权派的事,与他们无关,不要扩大打击面”。保护了我们这些在过他身边的同志,不然,我是要挨整的 。曾任杨善洲秘书的杨光杰同志如是说。由于杨善洲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办事公道,工作实在,深得人心,此后的揭发没涉及要他回答问题,只是在那里陪会,他就揹起竹叶帽走了。造反派发现后把他呼了回来,问他为什么擅自离开会场?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姚关正在搞着坡改梯,我想去看看”。造反派也通情达理,让他去抓坡改梯去了。

  还有一次,造反派“勒令”他和专员王宁到腾冲接受批判,返回的途中,他们倆就在潞江坝下车,到糖厂研究工作,到农村走村串寨抓咖啡,抓甘蔗,抓粮食生产,跑了一个多礼拜。70年代初的军管时期,地方干部的工作条件比较差,杨善洲为保山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生产。一次到腾冲检查春耕栽种工作,在路上、在田间跑了一天才赶到县上,县委招待所不接待,他只好到广场大众招待所住宿,到窗口排队买饭,独个人抬个大钵头蹲在房檐的台阶上扒饭吃。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的时期,在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总是杨善洲也时刻想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的温饱问题,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

  从1970年到1986年期间,杨善洲家里连续3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一次是1974年,后檐墙被冲垮了,上面房顶漏雨,屋内一片汪洋,家里的东西全泡在水里,老奶奶边清扫积水边流泪。后来有人就此事问杨善洲:“家里已经糟糕成这样了,怎么没抽出时间回去修修房子?”他说家里来说过了,也说要点钱修修房子。可我手头实在没多余的钱,就带了30块钱给家,叫他们先买几个瓦盆,哪里漏雨就支在哪里接,暂时避避风雨。他退休后的1995年,家里的住房实在熬不下去了,老伴提出要盖房子,他同意了。盖房子用了5万6千元钱,家里只凑得一万多元,老伴上林场找到杨善洲,他东拼西凑拿出9600元。老伴说:老头子,你工作一辈子就这点钱?杨善洲显得很是无奈:我实在无钱,这一点你可找我原来的秘书问问,他们可以作证。老伴流着泪说:房子也盖起了,差这么多钱咋个还呀?最后杨善洲作主:干脆把才盖起来的房子卖了还账,他说:“你我都老了,这辈子最好是不要差人家的账,也不要给子女留下一屁股账!”这就是后来在施甸广泛流行的“杨老当,杨老当,为官清清心不贪,盖了房子住不起,还说破屋能避寒”这一民谣出现的真实背景。

  杨善洲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凭着一种坚定信念,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时时刻刻想着群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路线指引着杨善洲

  (一)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他的脑子里扎下了根。 “为了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能遵循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力求按照客观规律来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杨善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5年保山地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人均每年增收100元的“增百致富”活动,一位领导同志被派到腾冲蹲点,他把往年没有列入农民收入的项目也列进去计算,上报率先完成了任务。杨善洲亲自到农民家中逐户调查,发现工作组的汇报有水分,他当着这位领导的面严肃的批评说:“不要凑数字,要实事求是跟老百姓算账,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要帮老百姓找到致富项目,帮老百姓发展产业,工作作风要扎实,不要徒有虚名”。杨善洲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可以追朔到浮夸风盛行的1958年,作为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六月的一天,到姚关调查研究,恰好碰上区里正在召开“抗旱抢栽”紧急会议,区委书记报告出动了多少劳动力,抢栽了多少面积等等,杨善洲听不下去了,打断说:“秧苗是一棵一棵栽的,田是一丘一丘泡的,吹是吹不出来的。我看过了,大乌邑门口的两架水车还在空着,没有水打;干沟村前的那一片水还干着;小乌邑门口的两头牛,背着犁在那里站着,一群老婆娘坐在埂子上冲壳子(说白话)……区委书记尴尬不已,杨善洲忙说:”要商量到田头商量去,看怎么解决。”(引自“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及价值研究课题”:《大山精神 钻石品质》p26p7)

  实事求是、讲真话是需要政治勇气的,特别是在那个动彻就要“上纲上线”扣帽子的年代。在粉碎“四人帮”清理和帮派体系有牵联的人和事当中,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杨善洲总能出以公心,冷静全面历史的看问题,决不迁就班子内个别领导人的意见,甚至是多数人的意见,保护了一批犯过错误的好同志。杨善洲精神之可贵就在于他一辈子特别是关键时刻能做到敢讲真话,敢于实事求是。

  杨善洲的思想言行说明,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能否践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个思想品质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必须无私无畏,敢说真话。他常说:“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与农民群众一起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引自:《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P59)

  (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启发和鼓舞了杨善洲。早在1975年,他就强调:要“树立雄心壮志,勇于变革,要跳出小农经济的圈子,破除懒汉懦夫世界观,焕发精神,努力工作” 1979年9月24日,他在保山地委党校轮训班的讲话中说道:“有些问题,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需要用实践的观点来衡量一切”,“我们一定要从实现四个现代化考虑,加以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排除阻力”。 1980年2月6日,在地区表彰先进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说:“大集体和小自由是矛盾的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小自由就没有大集体,社员小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他还说:“如果集体包不了,又不给社员搞小自由,让社员勒紧裤带过穷日子,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引自《共产党员的模范杨善洲》P295.P296)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保山板桥,《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报道说:“保山的板桥公社,依靠科学种田,粮食生产高产稳产,有的生产队亩产过吨粮,但集镇破破烂烂,冷冷清清,农民依靠粮食收入,生活依然贫困……”杨善洲深受触动,即和专员王宁讨论研究,统一思想,在全区三干会上提出每个公社都要以公社所在地为中心,建设一个小集镇。他亲自带队调研,积极兴办街道集体、个体企业,扶持“五小”乡镇企业,发展集市贸易,并在政策、税收、贷款等方面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在实践中他体会到,“农村不能没有集市和农副产品交易,现在开始赶集,群众还不习惯,今后一定能够发展繁荣起来”。小城镇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到1986年,全区已建10座机制白糖厂,5个精制红茶厂,418个茶叶初制所,建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体系。

  杨善洲精神启发我们: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雨露,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杨善洲的思想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解放,保山地区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思想的真理性、创新性,在实践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唯物辩证法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

五、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培育了杨善洲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杨善洲同志就是践行的模范。

  1966年,在一次整党教育活动中,他十分痛心的在一份检讨中说:“这事虽然发生在解放以前,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最不‘光彩’的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向组织上隐瞒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共产党员更应该老实做事,老实做人。因此,我诚恳地要求组织上给我进行严肃的处分,甚至开除党籍或开除公职,我都愿意接受。这是我一生中对自己最不能原谅的错误!”这个“错误”发生在他16岁的时候,那时云南还没有解放,他和村人到缅甸边境卖工盖房子,但是完工之后,主人没钱支付,将一坨大烟土抵工钱,他们没法,只好一路挖野菜、吃一顿饿一顿的回家,烟土拿回来后分送他人作了药用。读了这份检讨,实在叫人感叹。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能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直白于世、直白于人民,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高尚,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忠诚。有了这份忠诚,我们的社会历史的劣根性暇疵就会逐步减少,人性中的阴暗面就会逐步退隐,我们生存环境中荡漾出的阳光就会更加温柔和明媚,洋溢在我们空间里的高尚道德旋律就会更加优美。杨善洲说,我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不能那个时候是一副‘嘴脸’,现在又是一副‘嘴脸’………一个人做了点错事,并不奇怪,但做错了就要认错。做了错事不认账,就会越做越错,一直‘坚持’下去,一辈子做出来的事都可能是错事!

  1966年,保山地委开展干部作风的教育活动,担任地委副书记的杨善洲在对自己的工作作风进行回忆时,突然想起15年前的1951年4月,他由民兵小队长被抽调到摆马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因工作需要经常到老百姓家里吃住。有一次区里通知要他赶到施甸县城开紧急会议,竟而忘记了给房东付两角钱的伙食费。“这事一回忆起来,我就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是件小事,在别人眼里可能算是芝麻蒜皮的事。可一个人应该从小事做起的,小事做不好的人,大事也不一定就做得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每做一件事,都要想到我是在为老百姓做事,在为共产党做事。特别是我后来成为地方上的一个领导干部,事事处处,都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一个人不能贪图小便宜,今天贪一颗芝麻,明天就可能会贪一个西瓜。日积月累,就会变成个大贪官。”(资料来自保山日报记者、曾任杨善洲秘书苏加祥)从这些话语里,可以看到杨善洲洁白的内心世界和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他对党的三大作风理解得多么透彻,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多么的可钦可敬。一些干部群众动情地说:“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有些人根本报不清,要是杨善洲,不要说财产,就是他的五脏六腑也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1985年9月,在整党过程中,他认真分析了保山地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工作条件都很好,保山地区的工作,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前进。但是,由于我政治不敏感,政策思想水平低,受‘左’的影响深,阻碍着党的开放、搞活政策更好地贯彻执行。在经济建设方面,附近地州是前进了,我们地区却发展缓慢,粮食生产退下来了,这同我个人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深深感到,我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开拓精神,都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这一形势对自己的要求。”(引自《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P302)。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反思自己的一生,还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错事,我曾经坚决反对修保山机场,修高速公路,怕占良田太多,老百姓吃什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确是我最大的失误。如果当是思想更解放一些,保山的发展会更快一些。全省大力发展两烟生产的机遇,也在我的手上错过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抵触过,觉得是一种倒退。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没有顺应老百姓的心愿,这个责任主要在地委,并且主要在我。”(引自杨善洲精神内涵及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组:《大山精神 钻石品质》p26)读着这些催人泪下的文字,一个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形象闪光照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已经深入了他的灵魂,融化到他的血液中。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只有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才能增强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六、牢记“两个务必”,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永不停息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同志曾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些话和杨善洲的思想精神是融为一体的,他说:“毛泽东同志解放初期在西柏坡向全党同志指出,牢记两个务必。还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光想自己,要时刻牢记使命”,“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滥用职权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 1978年,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规定:凡是地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父母和不满16岁的子女均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了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组织部门便将他家属“农转非”的报告打上去了,他知道后坚决要求撤回来。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引自《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P325.60.63.61.79)

  杨善洲先后在保山担任了10年的县级主要领导,20年的地区主要领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勤政爱民、乐于奉献、公正无私、襟怀坦荡、两袖清风。一辈子致力于解决群众温饱问题,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退休以后,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不进省城度晚年,回去老家绿荒山。这不是杨善洲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还在职在位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晚年的生活思考好了,他说:“在工作岗位上总要退休,但共产党员没有退休的时候,我还没有享清福的权利。”杨善洲从小生长在大亮山脚下,青少年时代的大亮山青翠欲滴,山泉汨汨,滋养着十里八乡的农民,大跃进年代被剃成立光头,而杨善洲正是当年毁林开荒的决策者之一,大亮山一直是杨善洲心中的一个隐痛。他说:“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有过失误,共产党不是不会犯错误,但共产党永远都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他决心用自己的余生来弥补这个过失,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再造一片森林,还家乡人民青山绿水的生活环境。他说到做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身心、他的生命再也没有离开过大亮山,最后把20多年耕耘种植的5.6万亩森林无偿交给了政府,把充满了慧和奉献的人生交给了人民大众,把崇高的精神和无尽的怀念留给了后人。

  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的后记里说:“信仰是人身上最高级的感情。” 杨善洲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在退休以后,始终淡泊名利,始终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永不停息,源于他的理想和信念 。他说:“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者的精神支柱,有了这个精神支柱就会产生勇敢和毅力,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能经得起生死的考验。”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名篇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杨善洲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个教导。他说:“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助群众办实事。”“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引自《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P327、 P74)

  美国著名作家马丁· 路德·金说过:“大善的人必有大爱,美好的花必然结出完美的果。”杨善洲事迹让我们看到了他人格的高尚、精神的伟大、境界的崇高。杨善洲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而永不停息的精神,必将在中华大地绽开最艳丽的鲜花,结出最丰美的硕果。 

 

第三部分   使杨善洲精神得以升华和闪光

 

  “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
 

  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生存的根基。一个没有正统精神思想的国家和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国家和民族,一个没有伟大精神武装的政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党。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引领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伟大精神武装起来的而且善于创造伟大精神的政党,在90年发展历程中,不断涌现出了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感动时代、引领时代发展、鼓舞广大党员干部奋发向上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的背后则是领导干部良好的个人品牌。个人品牌对于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水准、能力和人品、政治素养以及仪表形象的综合体现。是否拥有良好的个人品牌,是衡量当代党员领导干部综合素养的又一个重要标尺。

  如今,杨善洲同志又以他良好的个人品牌,为我们树起了一座新的时代精神丰碑,犹如一颗璀璨之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感动着无数人,震撼着无数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用自己一生的奋斗践行了入党誓词。杨善洲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对待义利的观念与处理方式,位居高职但为人民公仆的初衷不移……正是这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地默默奉献,提升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品牌,同时还树立了优秀退休干部的个人品牌,他在退休后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荣誉、奖项,远远超出了他在职时所获得的奖励。退休后这些年,是杨善洲精神真正得到升华和闪光的重要时期,也是杨善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提升个人品牌的重要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树立干部的个人品牌

  在当前政府诚信受到挑战、党员干部形象遭遇危机的特殊时代背景下, 2009年10月29日,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说:《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部门考核办法》) 中特别提出,党政工作部门民意调查主要要了解领导班子工作情况和公众形象。(中国新闻网) 领导干部的公众形象被列入到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中。领导干部的公众形象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领导干部的综合认知与评价,远远超过个人的自然现象,要求更严格,标准更苛刻。加之社会上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往往都会具象化到某某党员干部身上,杨善洲为我们树立了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 —— 杨善洲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像他那个样子。这既是个人品牌的效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特殊要求。云南省委在开展党员干部创先争优活动中也曾提出,全省党员干部要做到“个人形象一面旗、工作热情一团火、谋事布局一盘棋”,这是当代党员干部的基本形象定位和个人品牌建立的基点。

  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提出: “建立个人品牌,是 21世纪新工作的生存法则。”21世纪的工作,已经从做一份工作、追求一个事业,转变到建立个人品牌。面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开始注重个人品牌修塑,想方设法打造自己与众不同的个人品牌,力求在各种工作场合、在社会交往各个层面交出的“名片”合格而又令人印象深刻、颇有好感,为下一步顺利开展工作做好铺垫。

一是党员干部要规范好自己的工作圈。

        其实,个人品牌就是在工作中显现出来的个人价值,它就像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一样拥有知名度、信誉度和忠诚度。以杨善洲的个人品牌为例,对提升党员干部的个人品牌做具体分析,显然可见,要树立良好的个人品牌,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基本问题:这要求我们强化自己的角色意识,在体现较强的领导力和较好的执行力等方面作示范和表率,不能出现事情“拖着不办”、“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等现象。杨善洲在担任地委副书记、书记期间,工作思路清晰明确,他始终心系农业,大力抓粮食生产,就是为了让整个保山市群众有粮吃,人心安定,促进社会稳定。杨善洲始终坚持坚定的信念,角色定位准确,他带领自己的工作班子踏实工作,团结互助,风清气正,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并以大家长期兢兢业业的工作实绩来维护、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干部的生活圈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圈子。老百姓经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云南省近年来一些出问题的领导干部来看,交友不慎是导致其违法乱纪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善洲在生活方面从不奢侈浪费,他生活简单,出行不讲排场和面子。对家人也同样用勤俭节约的美德加以约束,女儿结婚他提出:不请客、不收礼,在便宜的小饭馆摆几桌就行了。杨善洲同志当官数十年,从未为自己、为家人、为亲戚朋友谋取任何私利。也不允许家人干涉政务、不准家人打着他的旗号向组织提要求。杨善洲用自己的言行和人格力量鼓舞和激励着周围的同事和群众,树立了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形象。社交对我们工作中树立形象、提升个人品牌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和社交往往连在一起,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在工作、生活中,实现对自己形象的良好管控。作为领导干部,杨善洲手中掌着大权,但他却从不为自己用权谋利,他总是说: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自己方便的。在社交圈子里,他“前门”开得很大,“后门”锁得很紧。尽管个人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从不贪图小便宜,始终拒腐蚀永不沾,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形象,在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口碑都很好,杨善洲把个人品牌建立在高尚的人格之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什么样的党员才是有良好个人品牌的、合格的共产党员?按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结合党对领导干部的特殊要求,我们可以看出,杨善洲同志之所以能够树立良好的个人品牌,是因为他多年来坚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杨善洲在政治上能够保持清醒,坚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首要条件;第二,杨善洲在思想上不断加强修养。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必须切实解决好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懂得为谁当官,为谁服务,怎样用权的基本道理;第三,杨善洲在工作上踏实肯干、虚心学习。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杨善洲虚心求教,不慕虚荣,多年来不断坚持学习。

  杨善洲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心系党和人民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亲民务实的作风;廉洁奉公,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保山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闪光的精神品质之中,或许“坚持”二字最为难能可贵。2010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人民日报内参》第1542期《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记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一文上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他的先进事迹和思想境界十分感人。他是老干部中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建议作为创先争优的重大典型予以宣传。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学习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要以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导,进一步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在各级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杨善洲精神得到弘扬与广泛宣传,而且宣传方式注重有效性和多样性,善洲林场成为各地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的基地、电影《杨善洲》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宣讲团处处受到热烈欢迎、云南省成立了杨善洲精神研究会,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杨善洲精神得以升华,杨善洲的个人品牌得以闪光。

二、杨善洲精神诠释了当代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品牌内涵

  杨善洲精神中既包含着大众的道德要求,又体现着先进的道德价值观;它既有平凡大众的一面,又有伟大先进的一面;既包括着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又渗透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杨善洲是一位树立了个人品牌的党员领导干部,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社会经历就是他打造个人品牌的历史,为众多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杨善洲个人品牌的修塑与提升,涵盖了三个层面的内容:道德情操与政治素养、能力人品与社会责任、言谈举止与公众形象。

(一)道德情操与政治素养

  1、诚实正直。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正直、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杨善洲精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他为人坦诚,不贪图虚荣,敢于面对自身存在的弱点和不足。他曾诚恳地对班子里的同志表白:“你们都知道我文化低,小学也没毕业。这几年的工作,离不开几个共事的伙伴对我的支持。”他与同事谈心时,常常会由衷地表达自己对同事的感谢与期待。

  直到临终,他还反思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不足。“我这辈子,做了不少错事。我曾经坚决反对修保山机场、修高速公路,怕占粮田太多,老百姓吃什么?……如果当时的思想更解放一些,保山的发展会更快一些。”这些诚恳地话语,道出了善洲同志坦荡的情怀,使人看到他面对工作失误时的不推卸、不找借口,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刻反思。

  事实证明,在杨善洲从政期间,他过得了“权力关”;在退休之后,他过得了“义利关”。杨善洲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受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顶得住歪风,管得住自己。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物欲横流的潮流冲击下,他仍然能够做到初衷不改、宗旨不变、信念不移,这是杨善洲个人品牌中的最耀眼的部分。在当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前提下,淡泊名利、诚实可信应该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崇高道德品质的具体体现,成为党员干部个人品牌修塑的重要内涵。

  2、孝顺感恩

  从漫长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来看,杨善洲是一个生性善良之人。由于工作地点离家较远,加之工作繁忙,杨善洲无法照顾家人。但他没有忘记在他身后有老母亲、妻子、三个女儿的鼎力相助,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就不可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特别是对含辛茹苦,养育他成人的母亲,他总是心怀感恩,为自己没有更好地尽孝而歉疚。

  1988年,杨善洲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开始实施他人生的另一个宏伟计划:向大亮山进军,植树造林,兑现他“要为家乡人民办一、二件事”的承诺。他在外工作的这些年,免不了有家乡的干部、群众、亲戚来找他办事,想找他“走后门”,但都被他拒绝了。从杨善洲的性格来看,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与这里的人民就有扯不断的亲缘关系,由于他坚持原则,为人表率等原因,没有帮上乡亲们的忙,多年来这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件憾事。

  进军大亮山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原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大炼钢铁的年代,人们疯狂砍伐大亮山上的森林,而杨善洲就是砍伐森林的主要决策者和参与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昔日绿树成荫的水源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周围乡村的群众没水喝,生活困窘。后来他曾总结道:“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有过失误”。从那时起,杨善洲就下决心要用自己的余生来弥补这个过失,再造一座大亮山,再造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还给父老乡亲。于是他用22年的时间,扎根大亮山,植树造林,最终把价值超过3亿元的山林移交给国家,把青山绿水留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是他最大气的感恩之情。杨善洲就是这样,当官为民,做人以善,踏踏实实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他舍弃了小爱,成就了人间的大爱,大爱无疆。

(二)能力人品与社会责任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杨善洲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把人民群众摆在第一位,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创造幸福。杨善洲说过:“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杨善洲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份是人民的一个公仆,公仆就是要为人民做事、服务,他做到了“职务退休,党员身份永不退休。”根据原保山地委办的同志回忆:善洲同志隔三差五地到乡下调研、指导工作。他经常背顶竹叶帽,遮风挡雨,有时候又当坐垫,在田边地头坐下来和干部社员开会,拉家常。每年春节一过就下乡抓蚕桑生产,和社员一起搞“须根嫁接”桑苗。到了栽种季节,他总是带一卷尼龙线,一把木卡尺,捲起裤脚就下田,利用边行的通风、光照优势,亲自量好行距尺寸,拉好线,做出样子,指导社员群众搞“拉线条栽”,提倡科学种田。杨善洲带头学习农业科技,在农村培养了一支科技队伍,他经常号召农村干部学习科学种田,在科技的推动下,保山坝子的粮食连年高产,被誉为“滇西粮仓”。 杨善洲干什么工作都喜欢亲力亲为,冲在第一线。正是“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和“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的精神,使得杨善洲同志无论是在视察灾情、抗震救灾还是在恢复重建等危重工作时都是身先士卒。人们都说,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他这辈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身先士卒,永远冲在最前面,他这种精神鼓舞了身边无数的干部群众,不断彰显出领导干部个人品牌的特殊效应。

  不同的时代面临着不同社会矛盾和问题,因此,对公共精神产品也有不同的要求。当今社会我们需要把杨善洲精神发扬光大,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党员干部个人的能力施展的广阔空间。

(三)言谈举止与公众形象

  追忆杨善洲的言语、行为、着装、生活方式,都会觉得他很普通;听他的口碑故事,精彩片段却很生动;他做人做事的风格也很质朴平凡,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豪言壮语,但是他“物质上穷尽一生,精神上却富有一辈子”①。

  回想杨善洲30同志岁担任县级领导,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担任地委书记,他在地方党委部门工作的40多年间,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平民干部本色,戴草帽,穿草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泥腿书记”。杨善洲下乡途中,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包谷就种包谷,他的足迹遍布保山的村村寨寨。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农村生产队购买良种、肥料、牲畜等。解民忧、济民困、保民富,杨善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身边的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他经常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导属下和身边的人:“闹人的东西不能吃,违法的事情不能做。穷日子要像富日子一样过得高兴,富日子要像穷日子一样过得节俭。” 这就是杨善洲的权力观和价值观,是他从政多年来能够自觉抵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的重要思想根基。

        杨善洲同志穿的永远是一套蓝色中山装,戴的是一顶蓝布遮阳帽,下乡穿一双草鞋式的塑料凉鞋,背一双军用解放鞋;下车步行穿凉鞋,晚上洗脚换胶鞋。他也曾笑谈道:我不穿西装,不是反对你们穿西装,等我什么时候能出国了,我再穿西装。但善洲同志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出过国门,所以一辈子就穿着那套蓝色中山装。 这就是杨善洲外部形象的基本定位,质朴大方、平凡自然。始终和广大干部打成一片,和广大人民群众亲如一家。杨善洲正像家乡百姓传诵的民谣所说的:“老家有个老石匠,做官做到师首长;不改腔,不换调;最会嫁接,最会插秧;浑身汗臭味,不像个大官样;像什么?就像我们庄稼汉。”古人说:“政者正也”,杨善洲一辈子身正行直,办事公道,朴素率真,言行一致。他的形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形象,是广大党员干部拥戴的形象。

三、杨善洲精神对当代党员领导干部“为人、为事、为官”的引领作用

  从1988年起到杨善洲生命终结的2010年,一共23年,这是杨善洲最能打动人心,干部群众认同度最高的生命闪光阶段。

(一)个人品牌使杨善洲精神在现实中充满生命力,并通过其内在的价值导向性引导人们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为官先为人。杨善洲对老家的乡亲,对身边的部属和同事,对自己的家人,正直诚实 是非分明,一是一,二是二。在他看来,子女和普通百姓一样,不能搞特殊;下基层吃饭就得交钱;身边的人提拔就得按规矩办;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的心中充满着“根”的质朴,从不忘记自己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大山的儿子,来自于大山,在职要建设好大山,退休还要回归大山,回报大山里的乡亲;他的爱发自内心,真诚、自然,不矫揉做作,他从不掩饰对妻女的歉疚,对不能顾家的心怀遗憾,但他却总把这份感情深埋于心,在他难得回家的日子,总是尽其所能地当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杨善洲的亲情、父爱总是那么深沉和悠远。

  当我们看到贫困山区近年建起的一座座希望小学,看到在汶川地震中、在雅安地震灾难现场那些不计其数的志愿精神的光芒,看到在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接待工作中,多少志愿者的热情与好客的时候,这些精神其实就是杨善洲精神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其本质就是杨善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再现。杨善洲精神已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在工作中、生活中,体现在百姓的种种需要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杨善洲精神的鼓舞和启发下,自觉培养和提高公民意识,增强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幸福家园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个人品牌上升为公共产品,杨善洲精神成为当代党员干部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导向③

        杨善洲精神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作为公共精神产品存在于社会之中。 杨善洲精神中的“注重调查,善于创新;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不畏艰险,敢于奋斗;忠心耿耿,以人为本。”的内涵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上的应用性和导向性。

  杨善洲是一个地委书记,在当地可谓位高权重,但他这个官却没有多少架子。在部属和同事眼里,杨善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懂人情,讲原则,有能力,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长者;在妻子女儿和亲人眼里,他公而忘私,把自己的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是个虽然有情有义,但却管不了更多的家事,严格说来也不怎么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在人民群众眼里,他公而忘私,朴实无华,始终牵挂的广大人民群众,他就是群众可以信赖的人、能够依靠的好官。杨善洲作为保山地委的一把手,他知道手上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专属自己的,更不是用来谋私利的。在担任县委、地委的领导职务期间,在处理一些重要、敏感的问题时,他总是谨慎、公正,如:提拔使用干部,他始终坚持集体研究决定,不搞一个人说了算,不搞任人唯亲。

  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杨善洲把好事做到了80多岁,做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从参加革命工作起,杨善洲就注重舍己为人,他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帮助了多少人,至今人们数不胜数了,大家只是知道:好人总是爱做好事。杨善洲做的最大的好事要数退休后办林场,回老家施甸县的大亮山搞植树造林,多年如一日,风吹雨打,风餐露宿,摔断过腿,顾不了家,他都一一坚持过来,硬是将昔日光秃秃的荒山,变成了几万亩的林海,为国家创造了几亿元的巨大财富,并无偿地捐给了国家。这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大好事,是一个共产党员慷慨大气的对家乡百姓的回馈。

  杨善洲个人品牌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像杨善样那样教子育人、象杨善洲那样廉洁奉公、象杨善洲那样密切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象杨善洲那样用好手中的权力。我们在工作中学习杨善洲,应该在他树立的个人品牌前面,认真对照自己,思考应该如何从政、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我们在生活中学习杨善洲,要力求节俭,不追奢华。在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学习杨善洲,就是要坚持和传承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优良传统和良好作风,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权力

  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以正确的群众观为人。

(三)杨善洲的个人品牌警示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危机意识,避免出现脱离群众、工作松懈心态

  责任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追求。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百姓,确保一方平安,优化一方风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各级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敏锐地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困难的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从而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脱离群众、松懈心态。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始终是杨善洲个人品牌的核心内容。当有开发商通过种种关系要占用高产粮田搞开发、修公路时,他语重心长地劝说:这些高产粮田是保山地区的“火腿心子”(保山方言,意为“最好的粮田”、“最珍贵的地方”),保住它,农民才会有吃穿。在他看来,当官就是要为民做主,为民谋利。当然,后来也有人批评杨善洲这样做是思想保守,多年后他自己做了反思,也有了不同的认识,但重要的是这种为民着想的初衷正是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美德。当前,有少部分的党员领导干部偏离了人民公仆行事的轨道,缺少起码的道德良知和爱民之情;甚至有的淡忘了宗旨,颠倒了身份,不再为公仆,而是当老爷;更有少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把自身应尽的责任抛到了九霄云外,最终堕落为权力、 金钱、美色的俘虏,成了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杨善洲的崇高精神,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一个生动的时代教科书,为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的敬仰、学习和对照。

  在党务工作方面,杨善洲总是坚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为各类监督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创造条件,在党内形成积极倡导监督。他大胆实施监督,支持保护监督的浓厚氛围;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把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同信任干部,保护干部,激励干部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支持他们锐意改革,大胆创新,把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引导好、支持好、保护好。有人做过统计,在杨善洲执政期间,在他的带动和领导下,他和属下,以及班子里的众多干部都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的现象,营造了一个党员干部茁壮成长的良好氛围。

  在行使领导权,审批各项经费时,他从严把关,主次分明。当他看到昌宁遭水灾,果断地叫停了正在建盖的办公大楼,坚决把经费用于抗涝救灾上;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一直告诫他们,不能搞特殊,不允许打着自己的旗号办私事;而对于自己的家人,他一直到退休都没有为妻子女儿农转非,女儿就业也没有给任何部门任何人打过招呼,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们谋过任何利益。

  杨善洲一辈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无闻的奉献了一辈子,他不仅是党员干部的学习楷模,也是离退休老同志的优秀代表。从位居高官到告老还乡,他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他清正廉洁、浩然大气,胸怀坦荡,党员身份永不退休,无愧于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危机意识淡薄,存在脱离群众、工作松懈心态。党中央号召学习杨善洲精神,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杨善洲的个人品牌作为为官、做事、做人的一面镜子,经常照一照,看看自己脸上有什么不干净的灰尘;要把杨善洲个人品牌作为做事的一把标尺,经常量一量,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差距和不足;把杨善洲个人品牌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个楷模,经常比一比,看看自己究竟有哪些偏差和过错,从根本上触及思想,陶冶情操,净化灵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就不会发展壮大;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那你就永远也不会长大。杨善洲同志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党员领导干部,他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思想品质也应运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得到升华,从而形成了杨善洲精神。杨善洲成功的个人品牌是一点一滴发展起来的 ,这其中有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持之以恒地提升自己的个人品牌 ,不断丰富个人品牌的内涵。杨善洲的个人品牌总能再现他的真实性格 ,他面对的群众需要保持真实 ,始终如一,清楚明了。杨善洲打造个人品牌经历一个确立优势、树立品牌、臻于至善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到了自尊、自省、自律、自信、自强 ,通过他长期的不断创新与超越 ,带动了个人能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从而实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鲍戈柳鲍娃.论精神文化的价值[J].《国外社会科学》,1982,(08).

  ② 熊学忠.忆在善洲手下工作的二三事[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1,(04).

  ③ 石 磊.杨善洲精神的内涵及时代价值[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1,(04).

  ④未注明的注释均见:中共云南省委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

  ⑤所有引文除注明之外,均来自本课题组组组长、曾在杨善洲身边工作20年,担任过保山行署秘书长、保山地委秘书长的熊学忠回忆文章和调查笔记

【参考文献】

  [1]《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M],中共云南省委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2版.

        [3] 唐定国 等 著《保山史话[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1版.

  [4]《共产党员的楷模杨善洲》,中共云南省委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5]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6] 卢平.打造个人品牌的十大项目[J].市场营销,2005,(02) .

  [7] 佚名.谈 CEO们应怎样塑造个人品牌[J].公共关系网,2006,(05) .

  [8] 王嘉瑞.个人品牌形象塑造的途径分析[J].发展,2008,(10).

  [9] 杨善洲精神内涵及价值研究课题组.《大山精神 钻石品质》.2012年5月

  [10] 云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云南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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